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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典生态文学丛书”的价值和意义

更新时间:2019-05-04 02:58:39  点击数:77

  (2012年9月15日在“绿色经典生态文学丛书”首发式暨生态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讲线日下午,在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的会议室举行了“绿色经典生态文学丛书”首发式和生态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本团队带头人王诺教授应邀作为专家做了发言,团队兼职教授、清华大学宋丽丽教授也发了言,此外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余谋昌研究员、刘悦笛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周启超研究员,北京大学赵白生教授、陈晓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高旭东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张华教授、李庆本教授,首都师大林精华教授,深圳大学王晓华教授、中央美院仝晓峰导演等学者也发了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绿色时报》等十余家媒体记者与会。

  马永波先生主编的“绿色经典生态文学丛书”在2012年6月由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推出问世。这套丛书的规模令人震惊:同时出版14本,在收入一些已有翻译的基础上,一次性地大量出版这么多外国生态文学经典作品,重磅出击,很有气魄,我以为这是我国生态文学出版和研究领域里的一件大事。我大致数了一下,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马永波自己就翻译了十几部生态文学作品,包括收入这套丛书里的九部。对于生态文学翻译如此之专注、如此之热情、如此之付出、如此之大的贡献,国内学界、翻译界无出其右者!因此,我首先要向这套丛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马永波先生表示由衷的敬佩!作为生态文学研究者,我还要向你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非常赞赏这套丛书把总标题确定为生态文学,中文加了“绿色经典”四个字,英文直接就用Ecoliterature。我知道,马永波先生在2008年就主编出版了一套“美国生态文学译丛”,这一次继续坚持用“生态文学”,而不是“自然文学”、“自然书写”或“环境文学”,也没有用缺乏质的规定性的术语“绿色文学”。我认为这样的命名至少有两个重要意义:其一是特别突出了生态、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学,与生态文明的时代呼声形成共鸣,正如马永波所言,这套丛书要以大规模译介的方式,介入“生态”这个21世纪的核心话题。其二,以生态文学为丛书标题,标志着编者对生态文学与传统自然文学和环境文学的区别有明确而清醒的认识。我仔细看了马永波撰写的总序,发现他对生态文学的指导思想——生态整体观、生态文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生态文学应当具有的生态责任、生态文学的生态审美对传统的工具化、对象化自然审美的反拨等核心问题,都有明确的认识和清楚的阐述。据我所知,永波从2009年左右开始系统研究生态文学,出版了专著《文学的生态转向》,发表了一批论文。当然,永波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生态文学的翻译上,这是促进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最为基础、也最有实际成效的工作;但是,编选者自身的生态文学研究和生态思想积累的程度,决定着他的选择取向,也影响着他的翻译(典型的例证是《瓦尔登湖》的众多译本——包括徐迟先生的译本,对作品中的很多生态思想表现都未能很好理解,也没能翻译传达出来),正因为这样,我特别重视马永波的这篇总序,也十分赞赏他以系统全面的生态文学观指导他的编选和翻译。

  接下来我想谈谈这套丛书将会产生的影响和效用。首先它为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生态美学乃至整个生态思想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对象和素材,为我国生态文学家以及关注生态的所有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外来参照。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学人会认真阅读研究这些译作,撰写书评或论文,必要的话可以每一本都写一篇书评;其次它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文学爱好者(包括学者和广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阅读资源,为他们提高生态文化水准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理工科学生。当今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者有一个共同的苦恼:有科学没文化;有一个共同的渴望:提升人文水准。北大校长那个赞美化学的破歌词从反面强化了这种苦恼和渴望。生态文学作品由于跨越了人文与自然两个领域,更容易被自然科学研究者所接受和喜爱。应当看到生态文学有一个不小的潜在读者群,那就是自然科学学人。

  我想侧重讨论的是这套丛书对生态思想研究和生态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这套丛书的表现对象都是大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我就以它们对生态审美的启示意义为例谈一下丛书的学术价值。生态文学如何审美自然和表现自然,其与传统的自然审美、自然的艺术表现有什么区别,这是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这套丛书里的不少作品都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巴勒斯最有思想深度的作品是《自然之道》(Ways of Nature,1905),我以为最好译为“自然的方式”(包括自然呈现的方式和自然地表现自然的方式),因为作品主要说的是自然的呈现方式和文学对其表现的方式。这部书里有一篇专门讨论“自然的文学处理”,在其中巴勒斯明确说出了他对如何表现自然的看法。他很有见地地指出,无论是从传统作家以人为中心而创作的之角度来看,还是从作者要迎合读者的兴趣之角度来看,以某种方式把自然“和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让它们对我们所了解的领域的知识或我们自己的经验起到暗示作用”,使我们从中“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传统的人化自然的表达方式都有其必然性及合理性;但是,巴勒斯更为深刻地指出,这样的表现自然方式是有重大局限的,“我们必须看到某种局限性”。传统的自然描写“几乎把整个人类心理都加到鸟类和动物身上了”,“但是危险在于,沉迷于这种爱好会剥夺对真实事物的兴趣”。“严格来说,这根本不是对自然的诠释,而是对作者或诗人自己的诠释”,如果仅仅满足于把自然作为表现人的工具,仅仅满足于用自然物比喻、对应、象征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活动,那么“我们就陷入人神同形同性论的荒诞危险中了,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意识解读它们的生活”。巴勒斯所主张和实践的自然审美和自然表现方式是:尽可能做到不以人的主体性去歪曲、变形自然,达到艺术美的途径不是超越事实而是通过事实,如果说在自然描写中需要与人和人类生活相类比,那也不是为了用自然来说明人,而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在田野和树林中感受到的和暗示”,是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自然本身。巴勒斯特别强调:“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可成为文学”——什么文学,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文学吗!

  巴勒斯的这种观点与当今最前沿的生态审美和生态艺术表现探讨完全一致,但他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这样论述过了,由此我们的敬佩不禁油然而生。早在1871年,在《延龄草》的序言里,巴勒斯就初步形成了这种生态审美观,他说尽管他的自然描写有拟人的、用人做比喻的,但他绝“不允许我的想象干扰事实”,“我所提供的,是一份认真翔实的实地考察和体验的记录,按照事实来书写”。二十多年后,他在1895年更明确地指出:“解释自然并非是想改良自然,而是要挖掘她的精华,与她进行情感上的交流,理解她,并以精神的色彩重现她。”到1905年《自然之道》出版时,可以说他的这种生态审美观真正完整定型了。正因为如此,在《延龄草》的简介里过分强调“拟人的叙述笔法”和“人性化的描述”就不妥当了。

  人与自然物之间的主体间性及其艺术表现,也是生态审美研究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大难题,而这套丛书收入的三位作家都对此进行了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化研究并最终解决这个难题。巴勒斯在《自然之道》一开篇就提出了自然物主体性是什么这个难题,而且难题竟然是一个小姑娘问的:鸟儿有没有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巴勒斯用了整整一本书来回答这个难题。巴勒斯的看法有两点我认为特别值得借鉴:1)必须看到人类的智力和科学现在还不能准确认识自然的主体性,“我们人类自己还没有足够的意识来了解鸟类和动物究竟有多少意识”,但绝不能因为科学无法解释就否认自然的主体性,“自然的方式,除了偶尔准确地领悟到一点暗示,谁还能计划、推测、干扰或者做到更多呢?……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于自然之中”。2)不能以人类主体性的内涵和尺度来要求和评断自然物的主体性,每一个物种甚至一个物种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特质和价值,不能以是否具有人类的情感、意识、尊严、道德和行为方式、价值尺度来判断非人类自然物是否具有主体性,巴勒斯特别强调要看到“自然的方式”与“人类的方式”之间的区别,他指出,用人类自己的经验和心理去解释动物是不对的,“当我们把任何来自我们道德和审美天性的情感、正义、真理、美、利他主义、善良、责任之类的东西赋予它们时,我们这样做是错误的”。

  如果说从学理上论证自然主体性并进而证与自然物的主体间性关系还存在着重大的理论障碍,那么艺术和审美地看待自然物的主体性就没有那么多理论麻烦了。因为无论是审美还是艺术性假定,都可以为自然物预设主体性。从审美和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的问题倒不是能否理性地论证自然物主体性,而是如何表现自然物的主体性,表现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平等、朋友式的、相互交流的主体间性关系。这是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文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这套丛书也为我们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这三位生态作家告诉我们:在人与自然主体间性关系的艺术表现上要特别重视人与自然平等的双向交流。一方面要发掘和表现自然对人的影响,诚如奥斯汀所言:“人类不仅仅是他自身……还是他所看见的全部。从来源流向他的一切,有的被部分注意到,有的全然不被注意。他是大地,是山脉的高度,山谷的范围;他是季节交替的节奏,是植物样式的退化和变异”,无论人类对自然影响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有没有感觉,自然“总是作用于人类”。因此,生态文学必须充分表现自然对人的影响。然而,在另一方面,生态文学家又必须看到,他所描写的人与自然关系绝对不是单向度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绝对不能从过去人类主宰自然、人化自然这一个单向度,跳到只强调自然对人的影响与决定、消解人的主体性、甚至完全是自然化人的另一个单向度、另一个极端,把人都写没了的作品绝不是好的生态作品。所以,缪尔在其作品里,既生动细腻地描写了真实的自然物及其对人的作用,同时又艺术地表现了人在自然物面前平等地、友好地张扬自己的主体性。在《加州的群山》一书里(最好翻译成“加利福尼亚的群山”,因为不少美国生态文学家都主张生物区域而反对人类以行政区划蛮横地切割生物区域,“加州”是个行政区域概念,而California首先是个地域感念),缪尔生动描写了言说者“我”在林间营地吹口哨吸引来众多动物的景象——道格拉斯松鼠从小枯枝上伸出头来,镇定地倾听,当曲子变化时,它的眼睛也跟着烁烁放光,头部迅速地转来转去,其他松鼠、花栗鼠和各种鸟儿也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眼睛里充满天真的好奇。这样的描写给人一种似真似幻的感觉,令人想到古希腊神话里的俄耳甫斯林中演奏。即便我们不把这段描写坐实地看待,我们也可以理解,作者试图以这一可能是假定性描写的段落提醒我们,人与自然物的主体间流是友好和谐的双向交流,是平等亲切的相互影响,是款款深情的对唱。

  除以上所言之外,这套丛书还有很丰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学思想,比如奥斯汀的《之地》、《旅行尽头的土地》里所表现的无目的、无缘由、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之爱,处所观和处所生存观,如何通过走向开放、素净的自然来治愈人之病和文明之病,以及这三位作家的所有作品对自然、对人融入自然的生态审美的出色描写,都值得学者认真研究。

  最后,我想简要地说说这套丛书进一步提升完善的空间。丛书的题材和体裁都还可以拓宽。生态文学不仅仅“以描写自然为主题”,只要有助于恢复或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且具有基本的生态意识的作品,都属于生态文学,甚至可以是完全不描写现实自然的作品。表现反生态的消费社会、破坏自然的人为灾难、竭泽而渔的经济发展、城市病和生态病的作品,描绘生态理想的生态乌托邦作品和预警生态浩劫的反乌托邦作品,都可以是、并且已经产生了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生态文学的体裁也不仅仅是散文日记随笔,更不仅仅是第一人称叙述作品,除了非虚构作品外,小说、诗歌甚至戏剧都是生态文学的重要体裁,在世界范围内也涌现了很多影响很大的作品。

  一套译丛的质量,除了选本外,关键就取决于其翻译质量。我随机选了部分作品的部分段落对照看了看英文原著,总体的判断是:这套丛书的翻译是有质量的,而且还频频出现堪称绝妙传神的佳译,尽管仍有一些地方的翻译还值得再斟酌。仅举一例:巴勒斯的第一本生态文学作品的书名Wake-Robin的翻译,可能就需要再完善。翻译成“延龄草”有三个缺陷:一是中国文化色彩太浓厚,这个中文词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而致力于尽可能多地传达异文化信息的翻译,忌讳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特别明显的语言;二是这个物种的中文名(延龄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太浓厚,只关注植物对人类的用处,而且还是让人起死回生、延年益寿的用处(中文里很多植物名——特别是可作为中草药的植物——都是从其对人的价值而不是其自身特征的角度来命名的),丝毫不能反映这个随着森林砍伐而越来越罕见的濒危物种的自身特性,这样的词用在生态文学翻译里与作品的思想形成了反差;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作者选用这个词作书名是绞尽脑汁后的结果,目的是以一个形象的、所指性很强、联想空间辽阔的词语,来表现这本写鸟的书整本书的意旨和情怀。正因为如此,译者也需要相应的绞尽脑汁,不能坐实地理解这个词的能指,不能仅仅机械地对应该物种的中文名,而要尽可能地传达出这个词极其丰富的所指。在我看来,对这个书名的翻译应该1)一定要有鸟——英文里就有robin(知更鸟),中文也要能够表达出这本书与鸟有关,作者在初版序言开宗明义就说过这是一本有关鸟的书,如果我们找不到像wake-robin这个英文词一样能够暗示鸟儿归来之意思的中文词,而中文“延龄草”一词完全与鸟无关——也就是与大自然无关,却与人、与人的非生态的、违反自然规律的不死奢望有关,不如就干脆直接告诉读者这是本鸟书;2)一定要传达出作者对鸟的爱、观鸟的渴望乃至对整个大自然的情怀,wake有醒来、唤醒、使苏醒的意思;3)要以注释或简介的方式说明这种植物与鸟的关系,说明这种植物的濒危处境和原因,把该词暗含的对大自然的忧伤忧虑、对物种减少、濒危和灭绝的忧患痛苦传达出来,wake一词本身就有守夜、守灵的意思。究竟翻译成什么,我也还没想好,说明我还没绞尽脑汁,但我倾向于意译成“祈盼鸟归”或者“守望鸟儿”或者“醒来吧,鸟儿”,抑或干脆再造一个名词“唤鸟草”,然后以注释等方式说明它对应什么中文通行名,这种草的性质,这个英文词的有哪些含义。这本书的三联版译本之译者程虹译成“醒来吧森林”,也不好,没有鸟,但至少反映出她费了心思,做了努力,虽然仍令人遗憾。

  以上看法完全出于良好的愿望,希望这套丛书的编选者、译者和出版者体察,这个良好的愿望就是:祈盼——我也用一个祈盼——马永波先生和时代出版传媒能够出版更多、更好的生态文学经典!

  绿色经典生态文学丛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共推出约翰·巴勒斯、玛丽·奥斯汀、约翰·缪尔三位美国经典生态文学作家的著作共14种,马永波博士主编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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